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爱德华·格莱泽曾在《城市的胜利》中提出过一个大胆的观点：“住在城市的摩天大楼里，才是最环保的生活方式。”

对于向往浪漫田园生活的人们来说，这样的观点无疑是异端学说，特别是在“大城市病”的焦虑心理下，任何试图对城市做加法的行为都不缺少反对的声音，以至于不少被寄予厚望的智慧城市项目，也在人为因素的干扰下被迫夭折。

但2020年注定是个转折点。

智慧城市试点数量最多的中国，在2020年初开始了新基建浪潮，而智慧城市正是新基建的集大成者；被视为智慧城市样本的新加坡，正从“国际金融中心”的定位转型打造“智慧国”；曾在智慧城市建设中慢半拍的伦敦，在2020年超越东京和纽约成为智慧城市项目投资第二大的城市……

借着第22届高交会的契机，当智慧城市再次成为外界关注的焦点时，不妨来思考这样一个问题：为何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在2020年后进一步加码智慧城市，背后的底层驱动力到底是什么？

01 科技是通用语言

答案还要从年初的新冠疫情开始说起。

当无数城市被迫停摆的时候，亚洲的三座城市交出了一份近乎满分的答卷：

一是来自中国的深圳。不同于一些城市封锁主干道、封锁进出口的做法，深圳防控部署的重心在于大数据，通过对人口流入流出、疫情态势、疫情防控、物资保障等数据的实时分析，辅助有关部门进行科学决策。同时利用“i深圳”为市民提供咨询、救助、预防到办事的全链路服务以及居家健康服务。

二是来自韩国的首尔。首尔市政府搭建了“市长智能城市平台”，基于3200万行政大数据和ICT技术，可以全面了解城市运营状况。同时韩国政府在3月份开发了“新冠肺炎疫情智能管理系统”，通过获取手机定位、信用卡消费记录信息等对患者进行跟踪，只需10分钟即可“复原”患者的行踪路线。

三是被称作“佛系抗疫”的新加坡。在疫情爆发初期的时候，新加坡的“佛系”方案引发了不小的争议，随后外界却看到了这样一幕：Spot机器狗出现在新加坡的公园里，监控人潮并提醒人们保持安全距离；BeamPro机器人出现在医院的隔离病房中，代替医护人员向患者询问询问病史等问题……

为深圳、首尔、新加坡的抗疫经验做一个归纳的话，科技恰是其中的通用语言，并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外界对于智慧城市的态度。

比如市场调研机构IDC的报告显示，尽管全球智慧城市的资金投入可能因新冠疫情的影响而放缓，但2020年的投资总额仍将比2019年增长11.1%，特别是中国市场的规模将较去年增长12.7%。

再比如见证了科技价值的新加坡，在财政吃紧的局面下并未削减智慧城市相关的技术投资，并在不久前宣布将增加30%的投资，2020年的投入将达到35亿元，远高于2019年同期的27亿美元。

个中原因似乎并不难理解。

对于全球范围内的大多数一二线城市来说，城市的基本框架已经成型，挑战并不在于城市的规划和扩张，而是化解城市中存在的诸多风险，诸如交通拥堵、住房紧张、环境污染、秩序混乱等等。期间出现了绿色城市、低碳城市、生态都市等多种概念，最终科技被验证是提升城市治理水平的核心生产力，也是人类在不断试错后找到的为数不多有望根治“大城市病”的药方。

02 智慧的高阶状态

其实在上世纪80年代，著名未来学家阿尔文•托夫勒就在《第三次浪潮》中做出了对下一个时代的判断：工业时代必将让渡为信息时代。

只是过了近40个年头后，大工业生产时代对城市的不利影响仍然存在，乌托邦式的田园城市照旧被奉为圭皋，科幻小说中的智慧城市刚刚从书本走进现实。特别是回到城市治理的话题上，当下城市的智慧化程度恐怕还远远不够。

正如深圳在一个月前被赋予的新使命：“要树立全周期管理意识，加快推动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，努力走出一条符合超大型城市特点和规律的治理新路子；要注重在科学化、精细化、智能化上下功夫，发挥深圳信息产业发展优势，推动城市管理手段、管理模式、管理理念创新，让城市运转更聪明、更智慧。”

十四五规划中也对城市的发展趋势给出了明确的方向：实施城市更新行动，推进城市生态修复、功能完善工程，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；提高城市治理水平，加强特大城市治理中的风险防控；优化行政区划设置，发挥中心城市和城市群带动作用，建设现代化都市圈。

就像很多人喜欢引用的一个比喻，智慧城市就是集感知、模拟和控制等模块于一体的巨型操作系统。现阶段的智慧城市还处于初级阶段，只是简单汇集了不同的应用和技术，搭建了底层、中间层和数字层的简单架构，要对城市进行全周期、精细化的治理，并匹配都市圈、城市群的未来定位，还需进一步迈向高阶状态：

一是进行更大范围的系统整合，从城市智能迭代升级为智慧化的城市群；

二是摆脱各自为战的现有局面，智慧城市需要找到一些典型的建设范式。

诸如新加坡、巴塞罗那等建设智慧化“小城小邦”的经验，可能并不适用于中国智慧城市的需求，上海、深圳等区域化的中心城市才是不应忽视的研究对象。比如作为长三角中心城市的上海，给出了一网通办、一网统管的方案，或许是打通区域化数据的方向；位于深圳的中国平安、华为、腾讯等智慧城市建设的急先锋，提出了类如“1+N+1”的智慧城市生态架构，让“深圳经验”有了在其他城市复制、打通、联接的可能性。

简单来说，不同于全球抗疫过程中对“科技优化城市治理”的片面理解，在下一个40年的宏大布局中，智慧城市可以说是城市向前进化的必然选择。

03 城市应为人而生

除了对科技的崇拜，智慧城市必须要回答的问题是“以人为本”。

早在近两千年前的东汉时代，著名文字学家许慎就在《说文解字》中写道：“城，所以盛民也。”但在很多人的印象里，科技和人文往往是对立的两面，何况韩国松岛新城等理想主义的“智慧化大跃进”，一度让智慧城市走向被妖魔化的边缘。

不过将目光聚焦在一些成功的智慧城市案例上，科技创新与人文关怀并不相悖，甚至说智慧城市建设的初衷正是为了优化人类的“栖息地”。

新加坡ADDO AI首席执行官阿伊莎·卡纳曾这样解释建设“智慧国家”的原因：“新加坡是全世界老龄化速度第三快的国家，照顾好老年人是新加坡的头等大事。所以目前新加坡几乎所有在建的房屋都在铺设智能家居系统，包括接触传感器、动作传感器和紧急按钮等，确保老人在家中的安全。”

同样的一幕也发生在中国的深圳。

深圳携手华为建设的“鹏城智能体”，正在赋予城市智能的“五官”和“手脚”；平安智慧城市承建的“i深圳”APP，以集约化的形式打破了不同部门间的数据孤岛，为市民提供一站式的线上服务体验；在用户连接和大数据方面拥有优势的腾讯，进一步缩短了深圳市民与服务的距离。

与之对应的一幕是：原本要在多个部门之间周折的落户审批，在深圳1秒钟即可完成；以往跑几趟工商局才能办理的食品经营许可证，深圳市民在家就能办理拿证；动辄需要等待一个多小时的剐蹭事故，在深圳5分钟就能定责处理……不仅巧妙规避了交通拥堵、秩序混乱等“城市病”的影响，同时推动了城市治理的精细化，以及对营商环境的优化。

参考十四五规划中对数字经济的要求：“推进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，推动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，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；加强数字社会、数字政府建设，提升公共服务、社会治理等数字化智能化水平。”平安、华为、腾讯等科技企业与深圳探索出的模式，已然踩对了中国推进数字经济的方向。

归根结底，智慧城市的驱动因素不是乌托邦式的幻想，也不是技术的简单堆砌，而是需求导向的结果：只要智慧城市的顶层设计遵循“盛民”的初心，将科技作为建设现代化城市的“砖瓦”，智慧城市同样是“为人而生”的范本。

04 写在最后

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刘守英院长对“十四五”阶段有着这样的判断：无论是城乡关系还是人地关系，都将发生一些实质性的改变——我们的城市将越来越回归本质。

所谓的“本质”到底该如何理解呢？

最应该思考的或许还是“城市病”的问题。城市本身并不是“病原”，而是对城市认知的误区，城市治理能力不足的后遗症。就像一些城市的建设过度“重面子、轻里子”，结果一场大雨就能在城市里“看海”。同样智慧城市也不是单纯的信息化，应该从人的维度进行城市治理，逐渐打通各行各业，让智慧无处不在。

再来回答文初留下的问题，智慧城市的走红和疫情的应激反应不无关系，离不开城市发展的长远规划，同时也是让城市回归以人为本的时代趋势。当智慧完成了对城市的重塑和再造，爱德华·格莱泽的观点将不会有太多异议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