独角兽集体危机或阵亡，互联网经济的反思期来得比我们想象的更迅猛。

8月7日，奢侈品电商尚品网资不抵债，被爆正在进行破产清算；10月1日，WeWork上市中止，市场估值从最高470亿美元跌至100亿美元以内，创始人离职；10月15日，淘集集在官方微博发布“致伙伴们的一封道歉信”，承认资金链断裂，还不上货款。近日，张正平还透露淘集集负债总额高达16亿元；10月21日，51信用卡遭一百多名警方上门突击清查，股价闪崩，一度跌逾40%。

这些互联网公司都曾风光无限，他们背后站着孙正义、雷军、老虎基金等顶级投资方，本以为能笑到最后，却没想到最终惨淡收场。美国一家媒体指出，资本市场和投资人正在走向成熟，他们从过去的热捧IPO、抬高股价变成了上市之前对独角兽公司进行“痛打”。国内也是如此，轰轰烈烈的裁员、倒闭或亏损直面而来。

这是对互联网独角兽诞生模式的反噬，亦是天才创始人们“主导”的灾难。

团队、理想与利益

创业公司的生死，一半靠运气，一半靠创始人。摩拜与ofo，相同的起点、相似的发展轨迹，然而最后一个成功卖身、套现，另一个负债累累；饿了么和美团，一同在“百团大战”中厮杀，熬到最后、剩者为王，可结果一个依附巨头，一个成为巨头。说到底，人或许才是最不可控的因素。

2010年赵世诚看中奢侈品电商的赛道，建立了尚品网，时隔9年，尚品网“猝死”。

尚品网不是赵世诚唯一的创业公司，2018年初在尚品网与赫美的“蜜月期”，赵世诚将不少精力投入到“图扑尚”，然而仅过半年，Topshop提前终止与尚品网的合作，赵世诚回归后立马取代了张晓军。据一位公司管理层人士告知，“一度我们都已经向张晓军汇报工作了，但随着赵的回归，张什么实质业务都不管了，所有的批签都要通过赵”。

在众多员工看来，尚品网盛行“家族式管理”，基本核心岗位都是家族人员，部分决策时，这些成员会私下提意见，前几年公司还有VP（副总裁），后续不知何故VP都离职了。

雷军是没有时间关心赵世诚的管理问题，他的原则是不参与、只帮忙。据说尚品当年商业模式调整，迫切需要融资，雷军给赵世诚发了一封邮件，鼓励他克服难关，并提供了一些人脉，赵世诚至今还保留着邮件。然而，今年6月雷军、刘芹、金云共同退出了董事会。

有消息称，由于与某投资机构派驻尚品网的董事在经营方向上出现严重分歧，每次赵世诚准备引入新投资的时候，该董事都会行使否决权，把事情搞黄。无奈，雷军等人失去耐心。

创始人及其团队在公司发展初期总以为是奔着同一个梦想去的，可到最后往往不欢而散，尤其是在陆续有资本进入后，创业公司死于内斗的不在少数。据不完全统计，近两三年以来，约有20家新经济公司因为公司内部利益不均从而矛盾激化，导致整个公司土崩瓦解。

熊猫直播也是一个典型。2015年9月5日，英雄联盟四周年庆典的表演赛当晚，王思聪在微博宣布，“Panda TV” 游戏直播平台将上线。这是王思聪创立并第一次担任CEO的公司，他亲自上场，利用自己的人气、人脉和资金，迅速让熊猫直播站稳脚跟，然而成也王思聪，败也王思聪。如果他不曾把股份转让给周鸿祎后“大撒把”，或许就没有360架空原管理层的内斗，也不至于双方最后都冷漠地将熊猫直播推向死亡。

另外，前百度高管创立的自动驾驶公司星行科技，在接受巨额融资后，由于管理层频繁变动、创始团队内讧不断，最终也走向倒闭。

创始人的不作为或是强势，都可能让公司管理层陷入危机，寒冬泠冽，一个人心不齐的公司又怎能存活？

出格的创始人

BCG(波士顿咨询公司)曾联合阿里研究院、百度发展研究中心、滴滴政策研究院，发布过一份题为《解读中国互联网特色》的报告，报告显示，中国互联网企业成为独角兽平均需要花费4年时间，美国企业则要花费7年。但与成名快形成对比的是企业存活率低：团购网站2011年数量达到5000家，之后3年骤减至200家;P2P网贷平台2015年数量达到3400家，之后一年降至2300家……

相比我国的互联网创业公司，美国企业成为独角兽的时间确实相对长一些，这让行业竞争中的淘汰不至于太过残酷，但是近来的一些事实证明，足够的时间虽然让美国互联网公司确立起业务根基，可他们的危机往往来自自家创始人。

2017年，卡兰尼克辞任优步CEO，开启了硅谷独角兽企业抛弃创始人的“热潮”。数据统计，截至8月份，今年有1009名美国CEO离职，比2008年经济陷入金融危机期间的人数还要多。比如共享办公空间巨头WeWork、电子烟巨头Juul、线上拍卖及购物网站eBay以及我们耳熟能详的法拉第未来，都亲手“逼迫”掌权者离职。

除eBay之外，仔细看这些被赶出的创始人，他们的自负、胆量以及品行出奇地相似。

孙正义曾经对诺伊曼欣赏有佳，或许是他侃侃而谈的样子让他想起来年轻时候的自己和马云，他认为WeWork会成为软银的下一个“阿里巴巴“。但诺伊曼空有野心，却没有马云的格局，“帝国”尚未建立，就开始想着搞“独权”，一份切关公司上市大计的招股书成了诺伊曼权利中心化的凭证。

在这份招股书中，义正言辞地写着“如果亚当诺伊曼若去世，他的妻子丽贝卡将成为CEO继任者”。

资本的青睐纵容了诺伊曼的膨胀，甚至也变相纵容了他谋取私利的行为。他曾私下购买房产，并将其转租给Wework，Wework在2016年、2017年和2018年分别向诺伊曼支付了310万美元、560万美元和800万美元的租金。而且诺伊曼在上市前出售了部分股份，并将剩下的持股作为抵押申请了贷款，从Wework中套现7亿多美元。

相比诺伊曼的自私，卡兰尼克在员工的眼里可以称得上一个好老板，“他从来没有卖过自己的股份”，“他把上一家公司的股份卖了以后买了栋房子，几乎不留现金在手上，过往创业赚的钱都分散到各个投资项目中去了”。但正是卡兰尼克的野心、率直和不计后果，让优步陷于丑闻的泥淖，最终自己却成了公司上市的“绊脚石”。

凯文·伯恩斯辞任Juul的CEO，更多的是为最近公司遭受的监管浪潮担责，不过他可能只是个“替罪羊”。Juul的两位联合创始人亚当·鲍恩和詹姆斯·蒙西，创业最初是想使吸烟尽可能地健康和为社会所接受，然而当Juul以疯狂的速度生长和获利，他们却抛弃初衷、故意向年轻人销售电子烟。如今电子烟在美国遭遇抵制，可以说和Juul脱不开关系，其出格的行为加速了监管的到来。

这些天才创始人们以卓越的能力创造出一个个成功的独角兽，可一旦他们自己失控，无疑亲手将公司推向困境。

资本纵容时代的消失

种种迹象表明，资本对满口商业故事的独角兽和任意妄为的创始人正在失去耐心，他们正试图从源头上阻止悲剧的诞生。

普华永道近日发布的MoneyTreeTM报告显示，2019年上半年私募及创投（PE/VC）在科技、媒体及通信（TMT）行业的投资总量在经过2018年四季度锐减后，虽然2019第一季度及第二季度均有缓慢回升的迹象，但总体来说仍然不容乐观。

2019年上半年TMT行业披露投资金额的投资案例共878起，涉及投资金额148.96亿美元，环比下降47%，创三年来新低。更关键的是，大额交易的明星项目显著减少，单笔过亿投资数量仅有29起，环比折降一半，而且从投资阶段分布来看，2019年上半年，初创期项目投资数量与金额均出现回落，资本火力集中于扩张期企业。

Benchmark Capital的合伙人Bill Gurley在一篇文章中总结了“独角兽”公司问题的5个表现：烧钱速度极快；大部分公司离盈利很遥远；竞争力主要靠资本驱动；员工和投资者回报短期无法实现；急迫地寻求下一轮融资。这几大表现几乎都围绕一个字：钱，而如今投资热潮回落，且不管原因是什么，这种现状给独角兽公司带来的影响是客观且残酷的。

一则，初创公司融资难，更没有钱去搞扩张了；二则，资本对扩张期的企业也不再盲目追捧，他们更关注盈利状况，这也是为什么现在很多没有净利润的独角兽在上市门口“被屠杀”。一位外媒工作者从他人处得知，硅谷和华尔街对亏损企业失去了兴趣，很难看到扭转局面的希望。

尽管他们可能会错过下一个亚马逊，但此时他们只想保守地止损。

资本对独角兽的态度转变和特立独行的创始人们脱不了关系，这也意味着未来创始人不得不接受约束，在特斯拉、Facebook等公司已经出现了不小的呼声。

国内也是如此，ofo的意外结局曾经引起一众互联网公司对一票否决权的反思，而一票否决权正是创始人最大权利的象征。过往，拥有一票否决权的创始人不在少数，但据一位美元基金合伙人坦诚，10多年来他只遇到一次特殊情况，如今戴威的个例让投资者们不得不心生警惕，他们或许将收回对创始人身上狂妄自大、疯狂激进等特性的过分偏爱，改变过往的投资理念。正如朱啸虎曾对媒体表示，再也不投“认为自己什么都是对的创业者”。

互联网发展至今，每个阶段的独角兽公司及其创始人背后都有当时创业环境的烙印，初期的万象更新包容了性格迥异的最早一批互联网人，而如今成功创业者的特性却趋向“模式化”，他们都漠视规则、野心勃勃、自负不已，这或许正是烧钱扩张的疯狂模式带来的结果。

资本纵容了创业者，创业者则将独角兽引至危局。

歪道道，独立撰稿人，互联网与科技圈深度观察者。同名微信公众号：歪道道（wddtalk）。谢绝未保留作者相关信息的任何形式的转载。